台灣、香港和韓國等來自亞洲各地的獨立影片工作者和獨立影展策展人，在9月8日、9日兩天有一場小型的交流聚會，彼此分享工作經驗和方法，並且也期待透過相互交流，未來能夠激盪出些許火花。以下為9月8日論壇的部分內容。
香港影行者
代表香港影行者的李維怡打頭陣。她介紹，香港影行者甫成立五個月，不過，實際上，影行者的成員彼此在一起工作已有三到五年的時間。影行者的理念是， 把藝術還給人民，因為，他們認為，如果人民不能參與媒體和文化，就是一種剝削，同時，他們企圖透過影片和文化工作，建立一套觀看社會的視野。有趣的是，影 行者名稱的「行」，有兩個豐富的意涵，一是行動，進行社會實踐，另一個是修行，修行是透過自我要求，讓程度更提昇，讓自己更了解自己和別人的關係。這是他 們對自己的期許。
影行者的工作方式有幾種：第一是工作坊，教導別人怎麼拍攝。另一種是放映工作，堅持要回到現場放映，也主動爭取到工會去放映，到工會放映的效果，一半成功一半不成功，他們仍在繼續想像這件事情。同時，他們也舉辦社會運動電影節。
拍片，對他們來說，都不是個人的創作。他們正在嘗試的是拍片集體創作。他們的片子都不是一個人獨立拍攝，因為，他們希望把拍片工作或導演活動公開 化，慢慢走向集體創作，大家共同做一件事，因為他們相信，個人的成長是需要在群體中成長，個人和集體有機結合，片子成為集體工作的結果。
此外，他們也企圖把不同藝術領域的朋友拉進萊，一起合作。比如，他們把最多人一起拉出來工作的，就是2005年底香港反WTO運動，當時就成功把一些劇場朋友等拉出來一起合作。
影行者運用網頁，成為傳播對外傳播的管道。可以參考：舊區更新電視台。
關於舊街保存的運動，是起源於香港正在進行恐怖的社區重建，香港政府計畫在未來十年之內，徵收和拆除200個舊社區。舊社區有現代沒有的美學，他們有社區網絡、人倫關係，以及居民使用和佈置公共空間的美學，卻被現代社會認為是不美的。這場運動就是要幫他們保存下來舊街。
舊區更新電視台擁有大約500-600人的聯絡名單，會定期發佈訊息，總台可以發布各社區訊息，影行者也有人進駐在社區做事，可以發佈社區訊息。
其中，他們抄襲兩個香港高知名度的節目型式：五稜鏡和警訊。五稜鏡是探討居民的問題，放在舊區更新電視台，就是讓居民自己想一題目，自己想像佈景和 東西搭配，然後，自己講自己的權利，可以教導其他社區如何解決某個問題，或避免再次上當，讓各社區之間，相互分享彼此的經驗，也相互激勵打氣，同時，此媒 體也成為他們表達和參與的管道，成為他們認知自己權利的方式。
警訊原本是警方教導民眾怎麼防範犯罪。放在香港舊區更新電視台，他們改成由社區居民他們講自己當初怎麼被公共部門騙簽名，教其他社區居民怎麼防範等等，成為各社區交換經驗的重要管道。
影片的作用，除了運動的報導，彼此經驗的分享和串聯。實際上，在運動走到最下坡的時候，居民都被逼走了，他們剪了好幾支片子，這些片子成為他們最好的鼓勵和安慰，讓他們覺得運動仍在進行，仍有節奏在走，這是很強的力量，因為運動常常是看不到進度，影片卻發揮了作用。
至於影行者籌辦的香港社會運動節，主要都是以零資金方式舉辦，出外靠朋友，所有人都是義工，從今年的第三屆開始，沒有資源的影行者改用交工方式，跟 導演交工，幫忙他們翻譯中文或英文字幕，換取放映權，如果導演中英文字幕都有了，他們就去想一想還可以做什麼。今年鐵馬影展也跟香港社會運動節合作，鐵馬 影展負責上字幕，影行者負責作翻譯。
香港影行者麥家蕾則特別報告，影行者如何進行突發事件的網路報導。香港影行者參與2005年底香港反WTO抗爭報導，以及皇后和天星碼頭保存運動，以及最近的紮鐵工人抗爭等。
香港反WTO運動是香港獨立媒體工作者一起工作的首次，大約六、七個人計畫出去拍攝之後，再交給留守的center作後置，出外採訪以兩到三個人一 組，center要看主流新聞和聯繫等工作。不過，這種合作形式出現很多問題，大家不小心就會離開媒體的崗位，去作別的事情。小組也每天都不同人，坐在中 心的人，每天都不同，結果就是就沒有拍到有用或重要的東西。
經過一番檢討之後，影行者終於明白，拍攝者必須知道自己的任務，要離開崗位時，也必須交代清楚工作，該完成的工作都要做好，坐在中心的人做聯絡工作 也很重要，因為中心都要監控主流媒體，所以可用最快速度告訴事件現場的人如何處理主流媒體論述，可以進行不同團體的聯絡，可以進行調度。
以紮鐵工友罷工事件的拍攝和報導活動為例，香港紮鐵工人過去工資被減半，工時拉長，卻在香港經濟崛起時，並未被加薪，所以他們爭取工資。他們把攝影機把給經常在現場的人，教導他們怎麼拍攝，等他們拍了之後，影行者再去作編輯。
採取現場自行拍攝，影行者做後製的好處，就是拍攝者都是經常在現場的人，又參與其中，可以掌握現場情況，同時，他們自己開始拍攝時，就是開始掌握事情，理解發生事件的脈絡和連結。此外，他們也發現拍攝工作並不困難，他們也做得到。
蔡崇隆導演代表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進行分享和報告
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從去年九月成立，即將滿週年，目前會員數有106人。他說，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成立，特別強調勞動者的面向，這給 年來，紀錄片雖然受到重視，紀錄片工作者卻被台灣社會視為藝術家，台灣社會卻忽略到他們作為勞動者的面向。台灣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並不理想，取得的薪 資都是中低水準，被視為是做好事、作善事的人，不需要太多物質報酬，公部門或企業與紀錄片工作者合作時，卻不願意給合理的報酬。
如果想要更了解台灣紀錄片的發展歷程，可以閱讀蔡崇隆放在工會網站的文章「活在人間，好過活在雲端」。他指出，台灣目前的紀錄片發展有兩種趨勢，一 種是社會運動工作者現在也開始製作紀錄片，他們品質也非常好。另一種是紀錄片工作者也開始參與社會運動，比如，天堂路、河海人生等作品，導演除了紀錄，也 深度參與當地的運動。
台北市紀錄片工會是傾向第二種，成員對社運有意識，而且擁有參與的熱忱，希望跟社會有更多的連結。不過，成員彼此仍有異質性，涵蓋老中青，創作背景也不同，也無法強求所有會員都有運動意識，但是，至少幹部都有此意識。希望不只是顧及成員權益，也自我期許參與社會改革。
紀錄片工會成立的宗旨有三方向：提昇紀錄片勞動條件、拉高從業人員的專業水平和社會參與、紀錄片成為穩定成長的產業。
工會舉辦過的活動很多，包括團體身體檢查，當時會員50多人，其中20到30個人都報名，因為平時工作很辛苦，認為身體健康很重要，這麼多人報名，就是有其需求。
紀錄片工會也正成立擬定工會版合約的工作小組，希望未來能夠把把勞動契約或委製合約整理出來，做出工會版的合約或標準，跟公部門、企業或運動團體作些座談，能夠提升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條件。
紀錄片工會在過去一年以來，舉辦許多提昇專業水平的專業講座（收音、攝影、剪接等），並且進行兩岸交流。現在計畫在明年一到四月與媒體觀察基金會、苦勞網合作，進行影像培力工作。
他們也計畫發行電子報─紀工報。濟公是劫富濟貧的和尚，希望這份電子報能夠優先針對有蠻野心足協會、TIWA等組織進行對話，讓會員能夠認識他們，也讓社運可以看到紀錄片的訊息。此外，他們也成立工會的部落格，定期發佈紀錄片生產、映演的訊息，以及工作機會。
至於社會參與，紀錄片工會以團體名義，參加反蘇花高連署，以及參加樂生遊行。為了振興紀錄片產業發展，今年有「在一起過影」的紀錄片推廣講座，主題 包括同志、公娼、生態、勞工、認同等。同時也協辦鐵馬影展籌備座談會，在鐵馬影展座談會，紀錄片工會希望讓更多評論者，了解紀錄片工作者的工作條件和生 態，促進彼此的了解。
對於所處的社區，紀錄片工會甚至積極進行社區互動，也希望舉辦社區影片放映會，拉近跟社區的關係。
紀錄片工會未來也希望能夠代理發行獨立製片的紀錄片，不過，這必須要有基本資金。目前，工會自身經費籌措仍有困難，上個月開董監事會，結餘是一塊錢。
紀錄片工會內部仍在爭論要不要去標案。蔡崇隆個人認為，一個NGO團體生存，總是要去跟公部門或企業標案，即使有得到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，如果不去爭取，團體就會被邊緣化，不過，此議題仍必須要會員一起討論。
與工人一起玩紀錄片
相對於紀錄片工會是從紀錄片工作人員出發，去進行社會運動參與。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素香則提出跟工人一起玩紀錄片的趣味觀察。
陳素香說，會開始拍紀錄片應該是不務正業，是歪打正著，這群人原本多是在勞工領域工作，開始想要拍紀錄片，是因為有一點點是從運動狀態逃逸出去。畢竟，她們都是搞運動的人，會去想影像對運動會有什麼作用。
去年在鐵馬影展播映的八東病房，是因為當時TIWA在推動家事服務法。台灣有很多外籍勞工、台灣勞工從事照顧工作，卻未有勞基法的保障，甚至還有很 多問題，比如超時工作，照顧癱瘓老人，每兩小時要翻身，他們變成24小時都在工作，他們或許有短暫休息，卻無法持續睡眠， 365天一天休息都沒有，導致他們身心耗弱，甚至傷害雇主。
當外勞傷害雇主，社會新聞就很負面報導，完全忽視起因是勞動條件。因此，TIWA推動家事服務法，推動此法時，把立法門檻降得很低，最基本就是爭取到休假和休息的權利。
原本以為推動此法，最大障礙是外勞仲介，卻沒想到，出來反彈的卻是社會福利團體。社福團體反彈的原因是僱用成本會提高，最大的擔心是外勞若休假，中間會有照顧缺口，這是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問題，台灣把社會照顧工作丟給個別家庭承擔，個別家庭丟給外勞負荷。
阿香說，當時就覺得，也許可以透過拍紀錄片，讓社會更多人了解外勞的工作處境，討論台灣社會福利制度問題，讓大家一起思索和討論怎麼解決。
八東病房，效果很好，只要放映，觀影者的反應都很好，可以更認識和了解此議題。不過，拍片只是其中一個工作，但是，更重要的是透過播放影片，去作勞工教育工作，郭明珠堪稱最會透過放映紀錄片進行勞工教育訓練的一把手。其實，勞工對影像的反應，比對文字好。
實際上，陳素香說，自己玩紀錄片玩得很開心，也想讓勞工一起玩紀錄片。後來發展出跟勞工一起玩紀錄片，跟基隆貨櫃車司機一起拍片。紀錄片的成果不管如何，拍攝的過程就是很好的組織方法，拍紀錄片可以組織工人或發展組織很好的媒介。
跟工人一起拍紀錄片，是跟倉運聯成員，他們是基隆貨櫃車司機工會組成的聯合會，因為台灣經濟衰退、空洞化，再加上基隆碼頭的自由化，貨櫃車司機工作 量大量下降，行業不斷被瓦解，會員流失，工會向心力也很低。不過，核心幹部把在工會的時間，拿來一起拍紀錄片，透過此過程，他們重新凝聚向心力。
攝影機，是很神奇的東西。陳素香說，他們和工人相處十幾年，只看得到他們作為貨櫃司機工人、作為工會幹部的面貌，卻很少碰觸到工人的內心。沒想到， 他們第一次拿攝影機，真正想拍的不是勞動，他們學會攝影機，第一個想拍的作品，卻不是勞動。有一個司機拍的是他的貓，雖然是貓，卻可以看到他的勞動強度太 大了，無法建立跟家人的互動，可是，這隻貓可以跟每個人都很好，也是家庭的成員，這位司機透過貓，可以跟家庭成員一起互動。
從他們的影片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勞動控制如何滲透到生活的每個細節，可以更看見勞工的生命狀態，可以讓我們更去理解一個勞工在運動狀態如何前進、停滯，或堅持。
這群拍攝紀錄片的工人，不是專業紀錄片工作者。在很多抗爭現場，組織工作者和工會幹部等都也無法特別抽出人力來拍攝，所以，拍攝片子的過程就像拼裝 車，誰有時間，就拿攝影機，所以，拍出來的每個片段都不同，因為每個人搖晃程度、角度、風格、光線明暗等通通都不同，造成後製很痛苦。但是，他們的條件就 是如此。
阿香說：「我覺得這是影像平民化的好處，讓我們大家都可以這樣玩，我們就這樣跟影像發生關係。」她說，私下也很期待，影像工作者也可以跟社會運動議題發生關係。
